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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已在港口:《牛津笔记》与张力奋的生命感悟

复旦青年 复旦青年 2021-12-07

青年副刊为《复旦青年》学术思想中心出品:共分为思纬、研论、天下、读书、艺林、同文、诗艺、灯下八个栏目,与你探讨历史、时事、艺术等话题。


不止是书,不止阅读。读书以书籍为跳板引出文章的主体,深入分析每一部书籍的内涵,搭建每一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2020年5月13日,张力奋在美国休斯敦为即将出版的《牛津笔记》写自序。有感于世界的流荡与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个体与历史洪流的微妙关系,他设想出一条“邮轮规则”——世界好似一艘封闭的邮轮,人类能够在上面和睦相处,并协商出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才能下船或迎接未来的曙光。“世界的心智出了问题。人类正进入一个冲突的疫情期,方舟已在港口。”,他如是作结。


世界和人类——两个再宏阔不过的话题。然而,当你翻开牛津笔记,你会发现,里面充溢的是日常生命体验,而非宏大叙事。堆沓的旧报纸、角落的古董店、牛津的阳光下一辆单车走街串巷······这些,融汇成充满秩序与情感的交响乐,在张力奋的笔下流淌。一篇篇记录着平常所闻所思所感的碎片化日记配上黑白老照片,表达着张力奋对时间、知识、大学、生命、文化等的独特叙述与理解。


情绪低落时,张力奋常常会听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2017年6月,结束牛津之旅回国前听的就是这首。他从中感受到呼吸声、心跳以及生命之火。


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FT中文网总编辑


复旦青年记者  杨俊尧 肖淑方 尹逸昕  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  尹逸昕 撰稿

复旦青年记者  杨俊尧 肖淑方 编辑


一、《牛津笔记》:记录与反抗

 

青年:您为什么选择以日记体的方式写作全篇,并使用黑白底色的照片作为每篇日记的配图?
张力奋:黑白照片是的个人偏好。它可以给日常生活带来一种陌生体验。这彩色的世界是很迷人的,但我们如何给感官一些我们没有感受过的东西呢?于是我开始拍黑白照片。黑和白看上去虽然只有两个颜色,但它可以很丰富。黑和白之间其实是有灰度的,灰度到了极致就是黑,到了另外一端极致就是白,所以灰其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颜色。
使用日记体的好处不仅在于随心随性,同时它有具体日期甚至地点、天气,能够提供时空上的框架,不至于让记录过于碎片化。这一点有力促成《牛津笔记》展现出相当自由的书写状态和理智的节制的完美融合。 使用日记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希望我的写作可以给碎片式的记忆赋予某种合法性。我不反对碎片化记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世界记忆就是由碎片化记忆组成的,但是我也不能让它过于碎片化。而日记有具体日期甚至地点、天气,能够提供时空上的框架,不至于让记录过于碎片化。使《牛津笔记》展现出相当自由的书写状态和理智的节制的融合。

 

▲牛津笔记


青年:从萌生写作该书的想法到完成这部作品,您的认知和心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张力奋:因为文字的记忆存在风险,语言又有局限,狭隘易操纵。为了实现比较诚实的自我表达,我只能尽可能对生活进行非常仔细的记录。细致到吃完饭开的发票、坐完车的车票,我都会把它们集在一个盒子里,或者贴在一个本子上,标记清楚日期;收到的名片上也会写清楚和对方相遇的场合以及对对方的第一印象。这些都成为了我的写作素材,然后它们在回忆中不断被建构。因此,《牛津笔记》并不像一些人预料的一样充满主观或者偏见,而是在尽可能平衡真诚的表达和完全的裸露之间的关系。

▲张力奋


青年:《牛津笔记》开头第一段写道:“所谓的宏大叙事,只是日常生活的记忆之墓。”如何理解这句话?
张力奋:因为我自己的童年、少年和大学都曾经经历过宏大叙事的年代。所谓宏大叙事往往只是一种语言和视觉的想象。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种因为理念而创造出来的世界往往非常的虚弱和苍白。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讲碎片化记忆,其实宏大叙事和个体记忆其实是极其相关的,宏大叙事看上去它告诉我们很多东西,看上去它极其庞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很切实的日常生活的记忆作为基础,那它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很多生命体验和记忆,本来就是碎片的、裸露的、不经雕琢的,那何不保存它本来的面貌?宏大叙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所以我希望我们重新回到个体、回到细节,回到日常生活。其实我在这个里面可以写很多我在牛津遇见的名人,那这本书的味道就会不太一样了。写庞大的东西是非常容易落入俗套的,但是这是需要去抵抗的一种诱惑。所以说这本书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写作,其实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一个选择,我完全可以把它写成另外一个样子。
青年:有一句话评价这本书:“一部温情的英伦游历笔记,一个毫无保留的自我展露,一场直击心灵的灵魂盛宴,一种正在消失的书写传统。”请问老师,这种“正在消失的书写传统”指代什么?对于这种书写传统的消失,您有怎样的感受和思考?  张力奋:中国有非常深厚的写作传统,并且19世纪在和西方的交际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的形式,比如梁启超,笔中常带感情,那是我们比较少见的一种中国文字。它既有中国的东西,又有非常强的西洋的思辨传统。还有就是中国曾经有过非常悠久的随笔和小品的传统,往往是以小见大,在常人常态的感知感悟后衬出一个时代的东西。其实我在后记里也有提到,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值得记录的,其实都是很独特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我的书中写很多普通人。我在做一个小的社会实验,因为这些人,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他们还在,有可能他们当中就有些非常伟大的人出现。体恤和感知一个人的个体生命一定是在他还是普通人的时候。

 

二、记者与作家:转换的生命体验


阅读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床头窗边、街角或是图书馆,雨后清晨还是阳光午后又或冷寂深夜,书永远是张力奋的慰藉与灵魂伴侣。2015年他将伦敦家中多年藏书运回上海,近70箱,近3吨。张力奋的藏书有不少捐给了复旦,去年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现在还有部分展品展出)举办的世界报纸展览,其中的展品就来自于张的捐赠。文字的阅读促进了他对生命的阅读。他爱音乐。改革开放早期到处搜求黑胶唱片和好的录放机;有阵子整夜整夜地听马勒、拉赫马尼诺夫,难以自拔;偷闲听音乐会·····除了对音乐本身的喜爱和聆听,张力奋也会为中国乐团与国际一流乐团差距过大、大众音乐消费能力不足、音乐会质量不高、听众素质过低等感到担忧。他对音乐从事怀向有深深敬意与感激,感激他们默默为他人带来的愉悦体验杨名皓给张力奋的评价是才华、幽默、好奇尚异。实际上“好奇尚异”既是原初又是不竭的动力。张一直喜欢做“文字速写”——找个角落静静观察15分钟,记录所见及五官感受,在色彩、明暗、形状、声响等的交织流动中体悟语言之珍贵、之局限。文字速写和他日常大量积累对于张专业修为和观察力的养成颇有益处《牛津笔记》必然少不了对牛津大学的描写。在张的笔下,牛津从来不是高门槛的顶级学府,牛津是细节,是长木凳前一条毯子,“夏秋可铺草坪上卧躺,冬春可放腿上御寒”。书中写的教授、学生、居民等人,草坪、图书馆、花园······无一不是牛津的组成部分——“牛津就这样进化着”青年:书中多次出现诸如“记者为现场而存在”一类的话语,您曾经在访谈里也说,这是一本纪实的书,展现的是一个记者如何来进行记录。可以感受得到,您对于“记者”或者说“新闻人”这个身份情有独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做过不同的事情,收获到各种各样的体验,但是对“记者”这两个字一直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张力奋:我自己身上有很多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是记者。因为这是对社会和公众来讲必不可少的职业,而且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职业。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记者都是新闻民工,或者说中国的新闻业在消解凋敝,但我不太担心没有人来做新闻,我也不觉得我要花时间来强求一些人来做新闻。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就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做的行业,它其实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我相信在正常的一个社会中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公共事务很有情怀的人才能做这个事。正如你讲的,只有在事实面前我们才是谦卑的,我们就是为事实而存在,为现场而存在,否则我们的新闻教育就失败了。
青年:作家老愚评价您“集记者的敏锐与作家的感受力”,您自己怎么理解您身上的“记者的敏锐”及“作家的感受力”。您又是如何在写作中融合与平衡记者与作家的视角的?
张力奋:首先,记者的敏感首先是对这个世界是有好奇,如果没有好奇心就不可能敏感。对大众的疾苦的感知、同情心的建立,甚至愤怒的情绪,这些东西是构成记者的敏感的一部分。有的是和天生的资质有关,更重要的是跟后天的训练有关,我难以相信一个没有好奇心和不敏感的人可以当记者。至于作家的感受力,这两者也不是可以分开的东西。记者这个职业本身就需要你具有非常强的感受力,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不仅仅是事实,还要接触很多超越事实的东西,比如说人的情感,有的东西它并不能被语言所表达,它是难以言表的。你和你的被采访对象,其实大量的时候是在感受和观察。像在一些飞机失事或者是受害场面,在那种场合下任何采访都是多余的,但这并不妨碍你去观察。 
青年:您最后有写到很多有关生命体验的部分,包括您写到母亲的去世、父亲的年迈,甚至有提到您会为自己的葬礼选曲子,这样的一些安排是想做什么样的表达呢 ? 张力奋:东方文化对死往往比较忌讳,到了英国以后,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死亡教育。英国人的葬礼和情感表达,静水流深,非常有尊严。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和对待死者的方式,我是更愿意接受的。其实我不仅为自己的葬礼选乐曲,我还拍过一部片子,把我大姨妈葬礼的全程记录下来。我大姨妈是个佛教徒,当时停棺三天,要求我们每天都三叩六拜,但我腰不好,跪下去就爬不起来了。但是我在那样一个很悲痛的场合突然产生了一种喜剧心理——我想是不是死者最后还在提醒我们这些小辈,你们要锻炼。”所以说我对于死亡的态度很明显受到英国传统影响。
▲英国葬礼

三、从复旦到牛津:尊重与敬意


青年:您在书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的复旦人“喜欢赶时髦,但不到张扬的地步”、“心思不活络,而又缺乏政治野心”。您也接触了不少当下的复旦学子,您认为他们是继承了前辈的性格特质,还是已然在心性上发生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让您为踏入校园不久的新生提些建议,您会说些什么? 张力奋:其实我现在和学生的接触,没有像我当年那么多了。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从现在来看是很不正常的大学,很多老师都是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甚至是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十年已经没有做学术,全部都是流放在外面,但恰恰是那个不靠谱的,很多大学的规程和仪式感都不存在的那个年代,是对我们的一生非常重要的。当时我们的空气中有很多很浪漫的东西。几十年后回复旦任教,我感受到复旦人总的精神脉络并未改变,即比较温和、“自由而无用”。我看到学校毕业联欢晚会的演职人员表上有很多新闻系的同学,不少都上过我的课,但是那时我才发现这些同学学习以外的才华。这些都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在我这本书里面,如果还有一些当年的余蓄的想法,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享受大学,它能够给你们的东西是超乎你们想象的。我们说的自由而无用,其实这个无用就是说目的性不要太强,不要太明确,反而有的时候你的天地会更开阔一些。
▲80年代的复旦大学

《牛津笔记》既是一部围绕个体生命展开的历史,也是一面中英文化的镜子。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杨名皓认为“本书作为英中文化的完美纽带,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诠释了英中文化各自的深邃与相辅相成”。在散文随笔领域和个人视角上来说,杨名皓的观点是比较合理的。这一点的达成,首先来自中英文化在作者身上已然实现了水乳交融。张力奋理解文化的真髓有二要义:思考方式和做事习惯。上海出身,26岁赴英留学并在伦敦工作多年,迄今,张力奋在中国与西方生活的时间几乎完美地对半两分。他能以“局内人(insider)”的触角感受、以跨文化的眼光审视,然后以人物细节和生活化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写老院士约翰·比比(John Beeby)在经济上帮助自己和妻子,却好像在请求“我们”帮他——不让别人有报恩的愧疚感和压力恰是西方人的思维;约翰的老同学为约翰写讣文,主要内容竟是他生前一直是莱斯特老虎橄榄球队铁粉,这和中国人的讣告着重功绩截然不同。这样去透视中英文化,和读者的日常体验产生联系,进而促成一种文化上、观念上的融通,很自然、很有感染力。青年:李剑阁先生评价这本书可以实现与不同读者的“无隙沟通”。《牛津笔记》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您试图实现的不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更是通过独特视角和精妙语言的使用,展现中英两种文明传统的共性与差异,进而促成一种文化上、观念上的融通。可以这么理解吗?对于中英两种文明传统的共性和差异您又有怎样的理解?
张力奋:根本而言人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比较外在的不同迷惑。其实当你真的沉浸到另外一种文化时,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相同是远远多于不同的,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自然而然地会加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拉进我们之间的关系。写中西我不是要写中西之异,而是写在我们看上去不同的东西之外,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感悟到很多非常共同的人性的东西,我相信我在书里写的很多东西你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主要还是出于一种对文化的尊重,我对不同的文化都很希望可以去感知和融入。比如说我对农村的感觉是很好的。当时我们的农村,其实是很贫乏的,但是它给你带来很多很美好的记忆。我记忆力是比较好的,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去记住,是因为欣赏和尊重那个东西,如果你想刻意忘掉乡下,有很多东西迫使你去忘掉那个记忆,但我没有选择去忘掉他,我非常珍惜那段记忆。所以我到英国去,不是因为英国是个强国,英文化是个强文化,英国有莎士比亚,而应该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应该去尊重它;你既然选择去跟那个文化有关系,你首先第一点必须尊重它。

编后语


张力奋老师的《牛津笔记》是一本饱含温情的书,它如同一艘归港的航船,满载欣喜与感动,无论是对游子或是归人,都饱含亲切,这不仅是附在一位记者、一位学者身上的符号,也是生活的叙事、生命的叙事。而与张力奋老师的对谈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旅居牛津多年的心得感悟,更能看到他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的淡然处之,以个体对抗宏大叙事的我执,以尊重跨越文化鸿沟的信念,字里行间,静水深流。
图片来源于网络微信编辑丨刘心玥责编丨甲干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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